大珩先生1952年到长春筹办仪器馆，不久把我从东北科学研究所调来工作。我在五十多年的科研历程中，每迈一大步都离不开大珩先生的影响。这一步或是直接出于他的安排，或是得到他的指导。1953年，我到仪器馆时，大学毕业才三年，他就要我负责水平磁力秤研制。1956年，他要我搞温度计量。1958年，他提出光谱仪器自动化，要我到北京自动化所向杨嘉墀先生请教，这样我又开始涉足红外辐射这个领域。1960年，由于光机所的主要科研力量转到导弹跟踪测量仪器研制，又要我筹建大气光学等等。这些工作，都不属于同一学科，他这样安排我，看来有些“杂乱”，但正由于那么早就让我独立承担不同专业的科研项目，对我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打基础的作用。特别值得我回忆的是1963年，大珩先生分配我搞核爆光冲量测量。当时这项任务是既光荣又艰巨。因为课题的任务是绝密，技术上无现成资料可循，要求独立思考而又要万无一失，接下这个任务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一年多时间，我终于把这事做得比较出色，现场应用很成功，成为我一生科研工作中难以忘怀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大珩先生为什么敢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对他来说，也许是“知人善用”；对我个人来说，是要感谢大珩先生的知遇之恩。 

　　长春光机所是大珩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后来他调到北京去了，离开了长春，但他对长光所的感情是尽人皆知的，这种感情只能用“父子之情”来做比方。在长春这么一个地处边陲的地方，能办成一个科学院最大的研究所，实力雄厚，数十年不衰，只能说是大珩先生的力量。是他，才能把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凝聚在一起，包括研究人员，还有技术工人。大珩先生对我们除了工作上的关怀，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体现出对人的关心。1997年我到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他和顾教授从中关村专程来看我，手里还拎着两大袋营养品。当我看到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蹒跚地走出医院时，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1999年我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是大珩先生第一个以书面的形式向我表示祝贺。近几年，大珩先生每年都给我寄来新年贺卡，在卡上亲自写些祝福的话。每年正月初二或初三，总要给我打电话，问寒问暖，并打听在长春的老同事、老朋友的情况。 

　　对大珩先生，我心怀感激，总想为他做点什么。80年代，国家组织编写科学家传记，由钱临照先生任主编。他推荐我写大珩先生，我欣然同意。那篇传记后来发表在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上。1992年，为庆祝大珩先生从事科研活动五十五周年，受长春光机所领导委托，我主编了一本学术论文集。去年，为祝贺大珩先生90寿辰，我又主编了一本论文集《光学与光学工程》。1994年，大珩先生出资设立“长白青年科技奖”，由我具体负责实施。 

　　2000年我想编一部大珩先生年谱影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大珩先生，并带去一本《胡适影集》做样子。大珩先生谦虚地说：“我哪能与胡适比？”我说，胡适是过去中国文化界的巨人，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偶像；你在我们现代科技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不是也如此崇高吗？这部年谱影集，我曾动笔写了文字部分的一大半，寄给一些同志看过，并得到大家支持。可惜后来停下来了，我至今感到非常遗憾。当然，今天所里的同志编辑出版了这个集子，比我当时想象的要丰富多了。 

　　大珩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光学事业的开创者，他的科研活动无疑就是一部中国光学成长史；由于他对我国技术科学其他领域的贡献，特别是作为863计划的主要倡议者，他的科研活动，也无疑折射出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历史。我在大珩先生传记中写的最后一段，表达了我对大珩先生的敬意： 

　　“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从不同的层次对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作出贡贡献。许多科学家，终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勤奋耕耘，著书立论，发明创造。他们的科·学成就，打上了个人的标记，汇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不少科学家，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初期，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在科学园地中披荆斩棘，给后来者开辟领域，指引道路；他们不直接从事耕耘，而是把自己的智慧与努力，融合在别人的科研成果中。” 

　　“当代中国的光学与应用光学研究、光学技术与光学工程开发，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提高。在解决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所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中，在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中，都显示了我国光学科研的水平与实力。在这当中，凝聚着王大珩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陈星旦：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