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1日13时02分，一位老人停止了他的跋涉与探索，安详地离我们而去了。他的离去，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吉林省角度，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悲痛之余，我们回顾他一生当中的点点滴滴，有太多的光荣与成就值得我们去缅怀。在他96岁的年轮里，矢志报国的品行与情操始终如一，值得后辈去学习继承。
王大珩，中共党员，“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著名光学家，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教育家。抛开这些绚丽的头衔，回顾王大珩先生一路走来的历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让人发自内心敬佩与赞叹的人生画卷。从研制“八大件一个汤”奠定我国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到“863”计划的提出，倡议建立中国工程院，乃至五星红旗色彩标准的制定，细数先生的每一项功勋，背后闪现的无不是我国科技事业划时代的进步，都足已载入共和国的史册，彪炳千秋。
“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这是先生在70岁高龄时所赋的一首诗词。寥寥数语间，透露出先生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对科技事业执着的追求。先生把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上，把自己与祖国富强、民族振兴深深地交融在了一起……
（一）
王大珩先生出生于1915年，祖籍江苏吴县。先生的青年时代，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父亲给他起了“膺东”这个乳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由老师带领南下修学旅行。火车途经天津时，一伙日本浪人竟野蛮地把他们从车上赶了下来，装上走私货物。这深深地刺痛了先生，成为他一生中难以磨灭的屈辱，也更加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信念。
1938年，先生考取了“庚款”留英公费生，赴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攻读技术光学研究生。当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光学的前沿技术一直被各国视为要害技术，竭尽保密之能事。为了能够掌握更多的光学前沿知识，先生又进入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学习。就在此时，英国昌司玻璃公司急需一位懂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担任新型光学玻璃开发研究工作。为了能学到制造光学玻璃的真实本领，先生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到该公司工作。经过5年生产实践，在完全掌握了光学技术后，先生决心为祖国、民族做些事情。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先生投身祖国怀抱。
回国后，先生先是参加了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的创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光学事业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中国科学院决定在长春成立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前身）。先生被任命为馆长，担当起组建中科院仪器馆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急需大量精密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还不能熔炼光学玻璃。先生运用他在英国昌司公司工作的经验，在玻璃配方、退火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1953年12月，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揭开了新中国光学事业发展的序幕。
在先生的带领下，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建立起了光学设计与检验、光学工艺、光学镀膜、光学计量测试等十多个学科的工艺和技术基础，初步构建了布局合理、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光学及精密机械学的研究基础，进而一举改变了新中国在该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相继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等
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创造出闻名全国的“八大件一个汤”，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
从1954年至1978年，由先生领导或参与分建援建的研究所、学校和企业达到十几家。这些机构现在都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光学事业发展和光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中由先生一手创办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如今已发展成为长春理工大学，并以其独特的办学优势，一直跻身省属重点高校前列。
（二）
在长春理工大学的校史展览室中，有一个专门的展室，收藏着与王大珩相关的实物、图片和文献。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先生赴英留学时的一个笔记本复印件，笔记本上的内容并不特殊，每一页记录的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光学公式和实验日志。但笔记本从头到尾工整的程度，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肃然起敬。经过风雨洗礼，这个笔记本成为先生留学期间唯一的实物见证。
在这个专门的展室内，透过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等荣誉，我们依稀看到了先生当年的足迹与风采。
上世纪50年代末，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在这项彪炳史册的大型工程中，先生带领近千人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
在我国原子弹、导弹技术研究上，靶场建立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150工程）是其中重要课题之一。对于当时的长春光机所来说，要完成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困难是极大的，全所上下对是否要接受这个任务存在分歧。在这种背景下，先生毅然决定承担起150工程任务，并亲自担任项目的总工程师。他提出的工程总体方案和一些技术路线，对保证仪器性能指标和缩短研制周期起到了关键作用。经过5年多的努力，150工程顺利通过鉴定，并于1966年底参加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飞试验，获得了主动段飞行弹道参数，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50工程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的历史，建立起了必要的光学领域技术基础和相应学科，使我国的光学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文革”十年，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与打击，先生为国为民的满腔热忱都没有冷却下来。他主动要求去扫厕所，顶着巨大的压力，采取各种策略，保证了长春光机所所有军工项目的研制，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高质量的光学设备，而且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先生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先生除了在光学研究领域有着精深的学术造诣之外，还善于“谋事在先”，这也是为什么一提起先生就会想到战略科学家的原因所在。2010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看望王大珩先生时说：“从‘863’计划到国产大飞机，再到纳米技术，都是您提出来的。”事实确是如此，正是由先生和其他几位科学家提议并由他起草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于1986年3月经邓小平同志批示后，便成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纲要的著名“863”计划。现在，“863”计划已经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计划，正以其强劲的势头大跨度前进。看到今天“863”计划的进展，学界同仁无不钦佩先生倡导“863”计划时的远见卓识。
（三）
提起英年早逝的光学专家蒋筑英，吉林人民并不陌生。而先生正是他的授业恩师。曾经有人问：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为什么要来到长春？蒋筑英回答说：“因为选择了王大珩老师，要像大珩老师一样选择人生。”
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已成为院士的有近30位。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由他提名当选院士的。学生们从先生那里得到的，除了学术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做人与做学问的态度。“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这是先生心中不可逾越的底线。
先生秉性宽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大话，也不随波逐流。他的学生赵文兴曾在一篇论文上数次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他都坚决地改了回来，理由很简单：先生认为，文章的观点虽然是他在英国时提出的，但一直未证实，后来由赵文兴成功做出了实验，那最大的功劳理应是他。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青史留名，先生却很少把自己的大名留在论文和专著上，然而，他的大名却深深地镌刻在一批所史、校史上，镌刻在几代学子的心灵中。
平时，常有人尊称先生为“光学之父”，对此他曾恳切地呼吁：“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这就是一位老科学家的道德情操体现，一生淡泊名利，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在物质待遇方面，先生对自己要求甚严，公私分明，几至苛刻。以首届何梁何利奖为代表，先生曾得过若干大奖，他用这些奖金设立了几个光学奖学金奖励后辈学子。如今，这几个奖学金的评审和发放已成为光学界的一件大事，要在中国光学学会的全国大会上举行隆重仪式，评审者十分认真，被评上者也倍感光荣。国家科技部副部长、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的曹健林回忆说：“我曾主持过两次颁奖仪式，满场披红挂绿，灯火辉煌，得奖的学子们衣着笔挺，气宇轩昂，而我们的王老则一直是那套深蓝色西装，从质地到做工，一望便知是改革开放初期或更老的产品。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先生在吉林工作生活了30多年，到北京工作后，虽然年事已高，但先生仍然十分关心吉林家乡的建设发展，特别是科技事业的进步。1994年，先生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了长白青年科技奖，用以激励从事光学、精密机械和光电子等专业研究、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长白青年科技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自设立以来已评选8届，8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先生的鼓励下成长起来，大多已成为我省相关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成为我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坚力量。
先生时刻胸怀祖国和人民，一生情系科技事业。他在一篇发展我国航空事业的建议文章中写到：“我们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追求就是为国家、为民族负更多的责任，尽更多的义务。今年我已95岁了，仍希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他用真切而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一名科学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自己未竟事业的不舍和眷恋。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精神永在，以飨后人。祖国人民不会忘记您，吉林人民永远怀念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