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在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有这样几个标志性的事件：1956年国家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1958年国家提出“两弹一星”研制计划、1986年我国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制定“863”计划，以及前不久制定的我国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等。在上述所有的这些事件背后都曾出现过一个科学家的名字，他就是我们今天要为您介绍的大家——王大珩先生。
【解说】
2005年底，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家属楼里，我们见到了王大珩先生。由于年事已高，他平常很少外出。王老现在的视力已经非常微弱，读书看报主要依靠家里的这台放大仪。
【访谈】
王大珩：我是2月22日的生日，2006年元旦距离我的生日呢是57天，今天是12月20日，加上这十天一共是67天，再由365去除。所以这样子算起来，我的岁数现在是9082岁。
主持人：9082，您是不是做这个光学仪器、精密仪器，做精密计量做惯了，年龄也算得这么精。
王大珩：好像脑子里面一过就可以说出来了。
主持人：但您现在看东西不太容易了。
王大珩：现在看起来不太容易，要看也可以，要看我这样子看。
主持人：每年您都挂着这个放大镜。
王大珩：他们送了我一个阅读器把字放得这么大，坐在这儿看，这个很方便。这样就可以看书了，不过阅读文献还不行。
主持人：现在阅读就比较困难了。
王大珩：比较困难了，有些东西就是有时候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在会上去听，这样才能了解一些现代科学进展的大的形势。
主持人：您现在是不是非常急于想了解一些新的信息、新的知识？
王大珩：好像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本质上的一个使命。
【解说】
使命这个词似乎可以为王大珩一生的成就做一个注脚。
1999年9月，国家为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是王大珩在公众面前最公开最隆重的一次亮相。
四十多年前，作为光学家，王大珩带领近千人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
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天，王大珩邀请了几位同事一起庆祝，席间，他说了一句当时大家谁也没听懂的话：“要是再晚半年就好了……”
半年前，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去世，父亲一生抱着科技强国的梦想，却没能分享到儿子亲自参与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喜悦。
王应伟是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也是对王大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1915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那时父亲已经留学日本八年了。
【访谈】
王大珩：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在日本的气象台上大概待了两年多了，我查过我父亲回来的时间，是1915年夏天回来的。那么这样算起来，我真正在日本只待了六个月。
主持人：那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谈过为什么1915年的时候会从日本回到中国。
王大珩：1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的时候，那时候觉得日本将来肯定是中国的大祸害。
主持人：您父亲也是因为这个离开日本的。
王大珩：那时候就回来了。
【解说】
父亲给王大珩起的小名叫“膺东”，寓意就是满腔义愤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父亲一生始终认为只有靠现代科技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直到现在王大珩还记得小时候父亲讲给他的科学故事。
【访谈】
主持人：您小时候父亲是怎么教育您的？
王大珩：也可以这样说吧，大概从小父亲看我还有点灵气，所以就有意识地在科学知识这方面培养我。比如我常记得一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一个筷子斜放在水里面，你就看见那个筷子进水的时候弯了一段，父亲就告诉我，这是叫折射效应。小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这些事情。
主持人：您父亲给您做这个小实验，给您讲这方面的故事。
王大珩：在这种日常生活里面，把我向科学知识方面引导。
【解说】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虽然父亲跟他说学物理会穷一辈子，但王大珩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早就听说清华大学理学院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大师，大学四年的时光让王大珩受益匪浅。
【访谈】
王大珩：这些清华的有名的教授，在人生观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示。
主持人：人生观方面，还不光是学术方面。
王大珩：不光是学术方面。
主持人：在人生观上给了您一些教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
王大珩：这个就很难简单说了。总的来说就是教我们识大体，同时在小节方面要讲道理，不能只讲私情。
主持人：讲道义不讲私情。
王大珩：譬如说我们有一次为了某个学生，这个学生现在也很有名，就是余光远。他当时生活比较困难，我们想是不是请老师给他一些接济，这个叶先生当时就没有答应，但是后来叶先生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让他到学校去教课。
主持人：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那就是这种帮助是非常有原则的。
王大珩：非常严谨。
【解说】
叶企荪先生是王大珩最钦佩、最敬重的老师之一。抗战爆发后，叶先生始终教导学生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老师深沉的民族大义和拳拳的爱国之心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王大珩，一直到现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都是王大珩最爱唱的一首歌。
【访谈】
王大珩：我头一次听这个歌是在船上，当时在船上的学生都是一起从天津往南走的，上面也有东北流浪的学生，这个歌是从他们嘴里唱出来的。
主持人：应该说是那种逃难的感觉，被侵略者赶得去逃难。
王大珩：那个时候听了心里发冷。那个时候抗战刚开始，所以对这个歌我印象是很深的，到国外的时候我还在同学面前唱这首歌，人家都觉得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情，这个感情就是一种爱国、救国的心情。
【解说】
1938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两年后，他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学玻璃当时被西方各国视为重要的保密技术。为了学到这种中国还没有的技术，1941年王大珩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的玻璃学家特纳教授学习。但是正当他着手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让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
【访谈】
主持人：您在英国上学的时候还有一个对您来讲很重要的选择，就是您放弃了博士学位，到昌司公司去工作。原因是什么？
王大珩：在英国学习的时候，关于美国光学玻璃的发展别人写过一本书，从这里我了解了光学玻璃制作的内容，但是理论要通过实践。我作为一个学物理的，实验的知识知道一点，但工厂实践的知识是很少的。刚好碰见了一个机会，当时昌司公司有一个实习员，跟我是同学，我们的关系很好。
主持人：是他介绍您去的。
王大珩：是他介绍我去的。因为学光学的人并不多，那么在当时打仗的情况下要找个合适的人不容易，而且要找个能力强的人更不容易。昌司公司老板在英国还算比较开明的，他接纳我去了。
主持人：您当时去的时候您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对未来的中国是重要的。
王大珩：有那么一点意识。光学玻璃这个行业在国际上还是认为带有一定的保密性的。我去的时候也是约法三章，我不准进他们的车间，只准在他们的实验室里。
主持人：因为他们是保密的。
王大珩：因为是保密的。但是尽管你不进这个车间，车间生产方面出现的问题还是得让你在实验室解决，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一个很好的机会。
主持人：所以当时你选择了去昌司，而不是再去读那个博士学位，但是博士学位还是很重要的。
王大珩：我当时看这个学位没像现在看得那么重，我说这些工作可做可不做。
主持人：您那时候关注的是要去做一些事。
王大珩：中国有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抱着这种精神去的昌司公司。
【解说】
这是王大珩在英国留学时做的实验笔记。在英国十年的学习和工作，王大珩不仅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而且还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V棱镜折光仪。这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宣传片
【解说】
这里是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光机所），它是我国光学仪器研究和生产的重镇。其前身就是王大珩五十多年前一手创建的中科院仪器馆。
1948年满怀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回到了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历史选择了王大珩。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此开始起步。
在长春光机所的档案室里，我们看到了王大珩当年为建所亲自做的预算和规划。1400万斤小米是当时王大珩创建光机所的所有经费。就是用这1400万斤小米，王大珩开始填补我国在光学领域的一个个空白。
这张照片是1954年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出炉时拍下的。它意味着中国开始具备研制各种光学仪器最关键的材料的能力。
这篇195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报道，让长春光机所当时在全国轰动一时。因为在那个全国上下浮夸成风、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封锁的年代，王大珩领导长春光机所实实在在地研制出了一批开创性的科技成果：第一台红外夜视光学设备、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第一台多臂投影仪、第一炉光学玻璃等等，俗称“八大件、一个汤”。
【采访】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世卓
这个光学玻璃是搞光学仪器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王大珩先生为中国光学玻璃高精度大尺寸玻璃做了很多的工作。光机所之所以能够承担大量的系列的国防光学任务，就是因为大尺寸光学玻璃是光机所的特色，王大珩所长为我们奠定了这个基础。
【解说】
“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让历史再次选择了王大珩。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在这项彪炳史册的大型工程中，王大珩研究的光学作为探测、测量、观察、记录等手段，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访谈】
王大珩：我那个所当时是重点搞光学，在高技术方面，哪个部分都离不了光学。特别是国家级的重大实验，你不只是知道成功了，必须还要知道怎么成功的。因为实验成功包括许多技术因素，这些因素都需要数据去说明。而这些数据是需要人去观察的，这个观察就离不了光学。
【解说】
这栋大楼就是当年长春光机所的科研楼，由于地处路西，外观是黄色，人们叫它“西黄楼”。60年代初，以精确测量导弹运行的轨道参数和飞行姿态的150工程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国防工程陆续在这里上马。
然而正当长春光机所的国防任务处于最紧张的时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时王大珩不得不面对科研之外的种种压力。
【访谈】
王大珩：“文化大革命”开始比较乱的时候，我差不多跟聂帅（聂荣臻）的秘书每天都通过电话联系。在比较危机的情况之下，我提出来是不是请求部队来保护这个所，这个请求得到了聂帅的同意，他在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后来我们这个所就有军队派驻进来了，名义上他们是保护这个所的。就是不让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做过分出轨的事情。我们这个所当时成为全国唯一的军队保护的民用单位，没有第二个。
主持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保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是吧？
王大珩：起码在那个时候保证了这个所不出大的事故。
主持人：但是后期实际上长春光机所，也没有能够从“文化大革命”当中幸免于难，还是遭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王大珩：还是遭遇很多事情。
主持人：这种过程当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王大珩：那时候叫抓特务，把长春光机所变成一个特务的窝子，凡是到外国去过的或者过去跟国民党有点关系的人都变成特务了。那么在这个时期长春光机所一共牺牲了十位科技人员。
主持人：十位。
王大珩：十位，有的是自杀的，有的因为受迫害了冤屈死去的，一共有十位。
主持人：在那段时间您的状况怎么样呢？
王大珩：我开始在十五院，后来我回去的时候碰见了这些事情，当时反正是有些话也不好说。我虽然因为受到保护没受到身体上的那些磨难，但是精神上的磨难也的确是够受的。
【解说】
那时，长春光机所的许多科研人员都被关押了起来，王大珩尽管还能正常工作，但也不得不做一些一位所长不该做的事。
【访谈】
王大珩：你们也许听说那个扫厕所的事，那是我自动要求扫厕所的。
主持人：为什么呢，为什么自己主动扫厕所？
王大珩：就是堵住他的嘴，这也是一个策略吧。只要是对所里有好处的事，不管是大事情、小事情、累的事情，还是动头脑的事，我都能干。
主持人：就是我什么都能干，你们怎么对付我都可以。
王大珩：我都无所谓。
主持人：实际上您是通过主动扫厕所这个事情跟他们表个态。
王大珩：无所谓，我扫扫厕所有什么关系。
主持人：就是到了扫厕所这个份上我也一样可以干。
王大珩：我也可以干。
【解说】
“文化大革命”十年，王大珩顶着巨大的压力，保证了长春光机所所有军工项目的研制，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高质量的光学设备，而且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
此时距离王大珩回国已近30年，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已变成年过花甲的老人。然而正是在这30年间，新中国由一穷二白发展成为拥有自己核力量的世界大国。这一个个成果，凝聚了王大珩等一批科学家30年的心血，也成就了我国“两弹一星”的神话。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今天世界大国的地位。王大珩用自己的智慧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实现了自己和父亲两代知识分子科技强国的梦想。
【解说】
1983年王大珩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长春光机所调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从此他的目光不只仅仅是关注他一手开创的光学事业，而是投向了整个中国科技的发展。
就在这一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著名的“星球大战”演说，他试图通过建立战略防御体系，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确保21世纪美国在世界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不久针对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相应地推出了“尤里卡计划”，几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之行动起来。
而此时中国的国门才刚刚打开，我们在迎来改革契机的同时，也真正看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如果现在还不迎头赶上，后果可想而知。
身为一名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科学家，王大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
【访谈】
王大珩：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要搞战略防御体系，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实质上这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个它是好对付当时的苏联，另外它有一个设想就是，因为当时美国的高技术显然要被日本和欧洲赶上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提出了这个战略防御体系，这个体系的前景，有一种说法是要用激光作为武器来摧毁别人在军事上的设备。
主持人：当时这个计划在各国的影响非常大。
王大珩：影响非常大。
主持人：当时国内的科学界您是属于反应很快的这一批。
王大珩：应该这样子说，当时国内已经开始盛传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要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事科学人，特别是从事过“两弹一星”研制的人，就一起开了个会，讨论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在这个会上就有人提出我们也得干点东西出来。
主持人：否则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王大珩：越来越大，而且当时有人说这种事情等下世纪再说也不晚，但是我们说不行，你等到下世纪再做就晚了。
主持人：你现在不跟着下世纪就根本跟不上了。
王大珩：就根本跟不上了。有人甚至提出说，中国人口多，你一个人拿出一个鸡蛋的钱也可以干点大事。
【解说】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于是他与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一起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由王大珩起草。
【访谈】
主持人：您的报告大概是3月3日打上去的，但是这个小平同志批回来是3月5日，只有两天的时间。当时您这信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能够让小平同志这么快就批下来了。
王大珩：这是内部这么说，我们走了个后门。
主持人：走了个后门，怎么走的？
王大珩：我的助手是小平同志的女婿。
主持人：通过这个关系递上去的，但是那封信也的确是您亲笔写的。
王大珩：亲笔写的。
主持人：您那个信中您觉得比较重要的话是什么？
王大珩：最重要的话恐怕是有几点。一点是高技术这种东西有跟没有大不一样，这是战略问题。所以要有，大一点小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要有，这是一个意见。第二个意见我们国家只能有重点地搞。这个重点怎么看呢，就是我们搞的东西要作为一个种子，通过它要能够带动其他方面。第三个意见，人才的培养必须在现有人才的基础上开始培养下一代，如果把已有的这些人放弃不管了这是不行的，主要是这三点意见。
主持人：当初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说，最早是王淦昌先生他当时给中央提出来，中央问要多少钱的时候他说可能要大概一两个亿，说这一两个亿就是从全国人民每年省一个鸡蛋算出来的，是这么算的吗？
王大珩：当时是这么算的。后来是张劲夫接见我们四个人的时候，就问你们要多少钱，我们都说不出来，后来王淦昌在会上就说了一句，几个亿吧。
主持人：说得含糊了一下。
王大珩：含糊地说了几亿。
主持人：那后来批下来批了多少？
王大珩：后来真正当大事情干了，给了一百个亿。
【解说】
这就是当年这四位科学家提交给中央的建议，当时邓小平作出的批示是：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不久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国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全面大规模地发展高技术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计划选取了生物、信息、自动化、能源、材料等七大重要的高科技领域，跟踪国际先进水平，缩小与国外的差距。由于提出建议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所以简称为“863计划”。
【访谈】
主持人：现在您看“863计划”已经正好二十年了，您有没有在这二十年当中，特别是今天往回看的时候你们当初设想的“863计划”所希望达到的那些目标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王大珩：现在说起来要比我们设想的进展得快。譬如说，（第一是）生物科学方面的进展，第二是航天方面，大家知道这个计划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今天的“神五”、“神六”如果没有“863计划”的话，今天都不会有。
王大珩：不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材料方面那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有些东西还注意得不够，比如说微电子技术、通讯科技，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现在手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个，那时候想都不敢想。
【解说】
“863计划”实施20年来，我国在高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整体差距明显缩小，甚至在有些领域占有了一定的优势，比如航天技术、转基因动植物技术等。
除此之外，我国高新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目前在通信设备、高性能计算机、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等国际高技术竞争的热点领域，我国已经具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截止到现在，“863计划”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达数千亿元。同时，还培养了数万名的博士、硕士等高技术人才。
目前，“863计划”已由最初的跟踪起步进入到蓬勃发展的时期，并成为我国高技术的象征。
除“863计划”之外，近20年来王大珩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1988年，建议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1992年，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并最终促成1994年中国工程院的建立；1993年，提出加强原子、分子尺度上的纳米技术研究；2001年，提出“加快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议”；2004年，回复对“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发展纲要”的征求建议；等等。
【访谈】
主持人：您看您在学术界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形象，就是战略科学家。似乎是永远都站在科技潮流和时代发展潮流的前沿，在展望我们的未来。“863计划”到今年已经20年了，现在我们国家也正在制订中长期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王大珩：在我们“863”工作会议的时候，小平同志不是讲了一句话吗？叫做发展高科技。第二句话叫实现产业化。那么产业化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是，不只是办工厂就是产业化，当然你办新的工厂是产业化的一个方面，但绝不只是这一件事情。产业化里应当包括传统技术的现代化改造，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公益事业上面的现代化也要靠高技术方面的改造，比如环境污染问题、防灾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需要高科技的产业化，但是这个产业化是靠全民来参与的而不仅仅靠办工厂。最后一个是国防。我认为是这四个方面。
宣传片
【解说】
每到新年来临的时候，王大珩都会收到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
【访谈】
主持人：我刚才一进屋就看见门口有一堆贺卡，每年过年很多学生或者同事都会给您寄来这些贺卡吧。这个给您发贺卡的人您知道吗？
王大珩：学生，他是很不错的，在美国去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得了大奖。
主持人：这是台湾的。
王大珩：台湾的，他是一个计量学的专家，特别对于中国古老计量方面很有研究。
【解说】
王大珩一生桃李满天下，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蒋筑英、著名的光学家马祖光、核物理学家陈佳洱等都是他的学生，目前，在他的学生中已成为院士的有20多位。
【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
我感觉到在大学关键的时候，能够得到像王大珩这样的老师的亲自的谆谆教导，这个可以说，奠定了我整个事业的基础。他不是说让你去做实验，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你准备怎么做这个实验。你设计的东西要给他看，他得问你。所以他是一个大科学家、一代宗师，特别是在光学方面，为中国的光学的发展，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使得我们的光学能够发展壮大，一直能够达到先进的水平，这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说】
在中科院，许多人都知道王老有个爱好：说相声。他最擅长的就是把科技和相声结合起来。在采访快结束时，王老就给我们即兴来了一段。
王大珩：说你下海可以卖西红柿，他就想这个西红柿跟光源有什么关系。我说你看看那个西红柿，你看颜色是红的，那个表面又光又圆。
主持人：又光又圆。
王大珩：这是个红外光源。
主持人：红外光源。
王大珩：北京那个茄子是紫颜色的，也又光又圆，你也可以卖紫外光源。
主持人：紫外光源。
王大珩：元宵节的时候吃的元宵你可以卖元宵，那是白光光源。你要硬的东西就有钢球，那也是光源，弹子球那也是光源。但有一样东西别卖，肥皂泡。
主持人：肥皂泡。
王大珩：这肥皂泡是光源里最光最圆的，理论上是最光最圆的。但是那东西经不起你一吹，那是泡沫经济。
主持人：好，谢谢！
【结尾】
王老曾说，他是时代的幸运儿，是这个时代让他科技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同样幸运，因为我们有一批像王大珩先生这样的科学家，用他们毕生的心血丈量和缩短中国科技与世界的差距。再过几天，就是王大珩91岁的生日了，在这里我们忠心地祝愿王老生日快乐。
（主持人：曲向东）
播出：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2005年2月5日、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