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是真正的勇士，放弃了海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怀抱，在国家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年代里勇敢地挑起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奠基人的重担；他们是真正的智者，运筹帷幄，攻关拔寨，创造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是真正的大师，办学建所，授业解惑，呕心沥血地培养了几代科技工作者，推动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与普及；他们更是真正的贤人，学深业精，无私奉献，为中华民族树立了光辉榜样，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仰慕和尊重。两院院士王大珩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老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研究生。记得在一次有王老参加的研讨会上，我在发言时用过“作为王老的学生”之类的话，会后一位熟悉的工程院院士就笑对我说，你小子胆子不小，敢称自己是王老的学生。初听之后不免一怔，再听他解释则很有道理。王老在1952年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后来发展成长春光机所)馆长，我的另一位导师陈星旦院士就是从那时起师从王老开始科研工作的。环顾四周，当时在座的专家们无一例外地都是王老的学生或他学生的学生。再往下想，又何止限于那次研讨会?放眼中国光学光电子学界，谁不奉王老为泰斗?而在中国科技界，谈起王老来，又有谁不是高山仰止，敬佩由衷?王老之德高望重和桃李满天下，于此可见一斑。
提起王老，人们还会马上联想起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不是一般的科学家，除了在本领域有精深的学术造诣之外，战略科学家善于“谋事在先”，能够根据国家发展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开拓新学科新领域，部署新学科生长点；战略科学家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善于组织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战略科学家具有崇高道德风尚，善于团结凝聚大批英才共同奋斗。纵观王老一生所做的工作和贡献，堪称为战略科学家给出了鲜活的阐释。他和其他三位科学家联名提出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批准后迅速得以实施并持续至今的“863计划”，更被世人公认为战略科学家作用的典范。
吾生也晚，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幸与王老近距离接触以来，王老已不再参加科研一线的组织和指挥工作。然而，每次拜见，寒暄不过三句，王老定会把话题转到所里、院里和国家的科技发展上来，甚至住院期间也不例外，而且谈的多是发展大计和大问题。其思维之敏捷，条理之清晰，使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我曾多次参加王老出席的会议，业内尽人皆知，王老讲话一开口就是语惊四座。不仅如此，由于掌握的信息多，记忆力又好，王老一直对全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布局十分熟悉，他的建议也多是要动员组织全国的力量，什么所、什么大学、什么企业最适合干什么，应该怎么联合去干，他都了然于胸，也讲得清清楚楚。
在人格上，王老也是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典范。其中最使我感动的莫过于他始终认为工作都是大家做的，不该系千万功劳于一身。他曾经坦然地告诉我，他本人回国以后，一篇科技论文也没有发表过；而世人皆知的是，50多年来经他审定的文章、报告、讲义、规划又何止车载斗量!以王老之聪明智慧，加上他组织指挥过如此之多的大项目、大任务，搞点“个人建树”，可谓易如反掌。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白手起家的规划开拓上，用在了攻关任务的组织领导上，用在了给学生们的传道授业上，用在了新中国光学光电子学和整个科技事业发展的建议、设计、组织和落实上。出于编写所志和上报材料的需要，我曾几度长时间叨扰王老，请他详述新中国光学发展，尤其是光学材料、光学仪器、光电测控、激光、光电遥感等学科领域的发展历史，每次都是耳濡笔记，感受至深。提到自己，王老总是避而不谈或一语带过；而谈到别人，则是如数家珍，谁做了哪些工作，在什么条件下解决了什么问题，讲得头头是道、一清二楚。
在物质待遇方面，王老对自己要求甚严，公私分明，几至苛刻。顾师母(王大珩先生的夫人顾又芬教授——编者注)告诉我，80年代王老刚到北京工作时，她还上班，一次想搭王老的车顺路去医院，老头子竟然不让上车，她也很下不来台。两年前科学院为王老整修住房，我受全所同志的委托去征求两位老人的意见，看是否能帮点忙，他们也都坚决谢绝。以首届何梁何利奖为代表，王老曾得过若干大奖，王老用这些奖金设立了几个光学奖学金奖励后辈学子。如今，这几个奖学金的评审和发放已成为光学界的一件大事，要在中国光学学会的全国大会上举行隆重仪式，评审者十分认真，被评上者也倍感光荣。我曾主持过两次颁奖仪式，满场披红挂绿，灯火辉煌，得奖的学子们衣着笔挺，气宇轩昂，而我们的王老则一直是那套深蓝色西装，从质地到做工，一望便知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产品(或更老)。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感慨万千。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青史留名，王老很少把自己的大名留在论文和专著上，然而，王老的大名却深深地镌刻在一批所史、校史上，镌刻在几代学子的心灵中。
王老的功绩几近传奇，而凡是与王老有过较多接触的人，又都能体会到生活中的王老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一位少见的好人，热心人。所里的许多老同志告诉我，王老喜欢小吃，困难年代随王老出差，经常是王老掏钱，大家只要凑足粮票，就能跟着王老大吃一顿。近年来陪王老吃饭，同桌的老师们不少还记得当年王老的一些喜好，谈笑之间，王老也确实胃口不错。特别令我难忘的是，1998年夏曾陪王老开了一天会，会上有若干重大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这个会议主持人忧心忡忡。会后送王老回家，到家后显然是为了安慰我，王老竟从师母那儿要了点钱，要请我去中关村的肯德基小店吃快餐。受宠若惊之余，我赶紧告辞，而王老则一再坚持，于是我们就去吃了肯德基快餐，还听王老讲了几个他早年在英国做饭吃饭的小故事，我心中的忧虑也顷刻烟消云散。临了，王老还把他吃剩的几块包了回来。当时扶着王老在街头蹒跚而行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王老一生辛劳，涉猎并有独到见解的领域众多，希望求教于他的人也多，加上王老又是一副热心肠，“特别好说话”，只要身体允许，案头总是堆满了各类求审求教的信件、报告，会议日程更是一个接一个。几年前，89岁高龄的王老还为在浙大召开的中国光学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准备了一个声形俱佳的录像报告，赢得了千人大会的满堂喝彩。为了准备这个报告，学会办公室请来了中央电视台的专业摄影师，光电研究院又派了几名青年同志去记录整理，当时大家都担心王老吃不消，而王老却非常认真，不怕反复，与摄影师和记录者配合得很好。记得不少采访过王老的记者们都说过，怎么也没想到如此大名鼎鼎的大科学家会如此亲切朴实，真是一位难得一遇的好老头!
王老喜欢热闹，又十分幽默，与晚辈同乐是令王老十分高兴的事。有王老在场的联欢会上，请王老表演一个节目绝不会令主持人或建议者为难，兴之所至还会主动请缨上场，由此很多人都听过王老即兴演唱的《松花江上》、《渔光曲》，或者是某个中英文合璧的笑话。如果能给点时间准备，王老的拿手好戏是自编相声，至今院机关的老同志们讲起来还津津乐道，而我的一位同学则更以曾与王老联袂演出而深感荣幸。今年北京光学学会的新年茶话会上，王老还托人捎去了一盘磁带，主要内容竟又是一段王老自编的单口相声。
今天，以王老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开创的当代中国光学光电子学事业正在迅速发展壮大。中国光电产品进军世界市场的洪流已不可阻挡，中国学习研究光学光电子学的青年学生人数早已是世界之最，而王老亲自创办或一直得到王老关心与指导的中科院光电口的几个研究所，也都处在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
曹健林：国家科技部副部长,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